工商社会「文明病」的历史

我们在大众媒体乃至通俗的医疗保健刊物与着作中,经常可以看到现代人由于生活步调快速、工作压力增加,而产生许多身心疾病,包括失眠、头痛、腰酸背痛、慢性疲劳等等,严重的甚至导致「过劳死」。近年来几则壮年的高科技产业工程师以及理工教授过劳猝死的新闻,也引起很大的迴响。针对这样的健康问题,各类医疗保健专家提出各种不同的因应之道,从作息安排、饮食起居到各种养生操不一而足。其中不少建议是诉诸「东方古老」的养生术,如静坐、瑜伽、太极拳、气功等。

一般常以为生活压力导致健康问题是最近才有的新现象,其实这类医疗保健问题已有相当历史,18世纪西欧社会繁荣富裕就出现关于「文明病」(diseases of civilization)的说法。大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认为城市生活、室内工作、精緻饮食和太过贴身的衣服,使得人们偏离自然健康的户外劳动生活,导致身体疲倦、神经衰弱、体质容易发炎。他劝告人们若要保持身体健康就应该节制饮食、戒除奢华消费、停止追逐风尚,并回归朴素自然的生活方式。

本身曾经因为饮食过度而罹患痛风等疾病的英国医师钱尼(Thomas Cheyne),1733年在《英国病》(The English Malady)一书中也力陈节制饮食的重要。当时有些医师认为商业发展带来的投机风气和股市暴起暴落,使得许多人罹患忧郁症、各种神经疾病,乃至引发自杀风潮。启蒙运动带来的哲学争议、政治辩论、沙龙讨论和艺文风尚,则过度刺激神经系统,引发各种疾病。

文明病问题到了19世纪更是变本加厉,许多医师观察到工作场所更紧迫的要求、更快速的生活步调,乃至文化风尚与两性关係的改变,都导致人们出现各种身心不适的现象。美国医师乔治.比尔(George Beard, 1839-1883)还提出「神经耗竭」(neurasthenia)这个新的疾病诊断。

有趣的是当时也有医师主张,可以求助东方的养生智慧来解决这类保健问题。19世纪来华的医疗传教士德贞(John Hepburn Dudgeon, 1837-1901),就是这种看法的代表人物。

德贞毕业于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Glasgow)医学院,在1863年底来到中国,随后前往北京行医,在中国定居工作直到过世。德贞对中国人的社会风俗和卫生习惯有许多好评,甚至宣称就卫生保健而言,中国的生活方式远优于当时欧洲的都会生活,值得欧洲人效法。德贞感叹欧洲文明虽然比较先进却有害健康:「在这个进步而不正常的文明时代,生活与环境都如此地複杂造作,重温一个过往却仍存在的文明,以及较为简单自然的生活,是错不了的……」

他认为中国传统生活方式带来的健康好处还胜过欧洲的科学,由于中国人「更规律地食用当季简单的食物」、「衣着更舒适且适应气候」、「喝的饮料较不刺激,住的房子没有现代西方所谓卫生科学所带来的迫切需求,生活规律合宜,早婚,在健康和生病时都能更加照顾自己,在肉体、知识和精神上都过着更平静的生活,抑制自己的激情」,因此中国人身体比西方人健康,不只很少罹患疾病,就算生了病也比较容易治疗痊癒。
  
除了讚美中国人简单和谐的生活方式之外,德贞也很欣赏他们规律的作息,并宣称中国人已经找到一种与大自然节奏协调一致的生活方式。德贞认为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态度,使得他们身心都能得到充分的休息而大有益于健康。他指出中国人注重「养生」,「走路步伐缓慢整齐而具有尊严,工作步调缓慢稳定,重视休息且频频休息。没有任何事情是匆忙完成的」。

除了身体得到充分休息之外,德贞相信中国人也有充分的「心灵休息」(mental repose)。他认为中国「没有宗教、政治、社会和哲学的集会与讨论,也没有报纸、期刊和杂誌」,因此中国人不会像欧洲人那样为这些领域的争议耗费心力甚至激动愤怒,因此能保持心灵的和谐平静。

德贞之所以如此强调现代生活所带来的文明病,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背。他的故乡苏格兰1870年代起开始陷入漫长的经济不气,製造业者为了因应气不佳所带来的困难,开始精简人事并调整工厂管理方式来提高生产效率,受僱者的工作负担和精神压力随之增高。当时医学界认为这样的新生活型态对健康有不利影响,尤其会导致神经疾病的增加。德贞曾经提到在英国,「据说过去25年神经性疾病几乎增加了一倍,文明环境所增加的大批死亡,超过了科学最佳的努力所能减少的数量」。

德贞等医师观察到的文明病现象,其实源自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工具和劳动条件的改变,使得产业经营者必须对时间和空间做更精确的度量、分割和管理,并透过运输和传播科技来加速资本、财货和劳动力的流动速度,因而导致生活步调急速加快的社会变迁。

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以1980年代起美国财经及高科技业,出现不少高收入专业人员在壮年罹患俗称「雅痞感冒」(yuppie flu)的不明病因慢性疲劳症为例,来说明这种劳动型态所带来的身心压力。哈维可能不知道早在19世纪,英美医学界就已经出现许多关于这类身心病症的观察和理论。

德贞比较特殊的地方是进一步想从东方文明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19世纪晚期欧洲列强普遍视中国是封闭落伍的国家,中国人则是较为低等的种族。近年来关于19世纪英国殖民医学的历史研究则指出,18世纪英国医师对东方的风俗习惯乃至传统医学,都抱持较为开放的态度,认为这些习俗与观念包含了当地人对其环境和特有疾病的认识,可以从中学到有用的医疗保健知识。19世纪殖民地英国医师的态度有了改变,这时他们往往以强烈的优越感眼光看待当地的风俗习惯,强烈批评本地人的卫生状态与传统医疗知识。

德贞对中国文明的正面看法不只和当时欧洲的一般意见不同,也和英国当代的医学潮流背道而驰。在欧洲帝国主义势盛、白人种族优越感高涨的时代,德贞这些迥异于当时医学主流的看法不只耐人寻味,也可说是日后西方社会试图从东方传统寻求养生之道的先驱。

从欧洲18世纪的「文明病」、19世纪西方盛行的「神经耗竭」,一直到今天的「过劳死」,我们可以看到疾病现象和医学诊断,与社会型态和经济生产方式之间的密切关联。现代医学科技或古老的东方养生密术,恐怕只能提供治标的办法。问题的根本改善之道,或许该从健康与社会的关係入手,由改善大多数人的劳动条件做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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